據日本《周刊郵報》報道，日本財務省正在籌劃征收“新冠疫情復興稅”，準備在新冠疫情結束后，將消費稅從目前的10%上調至15%。日本上一次上調消費稅是在2019年的10月份，當時從8%漲到10%。根據日本政府估算，每加稅1個百分點，將可為日本政府增加大約2.7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662億元）的稅收。對于在日本生活的華僑華人來說，好不容易才適應了前一輪增稅，現在必須面對再一次提稅導致的各項制度和公共定價的改變。預計此次消費稅上調模式與上次相似，將食品等的稅率維持在10％、幼兒教育及保育免費化等制度保持不變。另一方面，日常生活必需的房租、水電、公共交通，每一項開支都會相應上漲，在日華僑華人也將不得不再次勒緊褲腰帶過“苦日子”。 

　　那么，日本如此這般“間不容發”地實施消費稅增稅政策，究竟在打什么“算盤”？ 

　　首先，日本政府收支嚴重失衡，國家債務正在加速膨脹。日本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急于提高消費稅率,一個主要動因就是為了增加國家財政收入，以彌補收支失衡產生的赤字。在“寅吃卯糧”的理念指導下，日本政府常年“入不敷出”，靠實施赤字財政政策，年年舉債度日，造成國家債務持續上升。據日本財務省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度末，包括國債、借款等在內的日本國債已攀升至1114.54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69萬億元），如果以現有的1.265億日本總人口為基數來計算的話，日本國民人均負債約881萬日元（約合人民幣5.4萬元），簡直就是一個天文數字，沉重的國債負擔對日本國民及整個社會的未來發展都造成了嚴重影響。再加上為應對新冠疫情，日本政府制定了三次大型補充預算。這其中包含每人10萬日元（約人民幣合6300元）特別定額補貼和旅游餐飲支援項目“GoTo活動”。日本2020年度包括原始預算和補充預算合計下來，日本新發國債額預計將首次突破100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6.3萬億元）。真可謂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其次，老齡少子化的問題也在威脅著日本稅收增長及未來經濟增長。從2011年之后，日本便進入了人口連年減少的階段，2019年更是創紀錄地減少了50萬人，未來不久有跌破1億關口的可能性。相反，6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為3617萬人，占人口總數的28.7%，為青少年人口的兩倍之多。老齡化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勢必要讓日本在年金、醫療和介護方面每年增加600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369億元）的支出。在日本未來的稅基規模勢必會急速縮小的情況下，又要維持政府的財政支出、緩解政府的財政壓力，日本唯有不斷地提高消費稅稅率或新增其他稅種。從這一層面來看，消費稅由最開始的3%，依次遞進到5%、8%、10%，下一步15%的消費稅率僅是日本政府“切香腸”式增加稅收的第五步，未來不排除進一步提高消費稅率的可能性�；蛟S日本國民、在日華僑華人及國際社會要更多適應日本經濟的這一增稅節奏。 

　　再次，與提高法人稅相比，“兩相其害取其輕”。從目前日本的財政收入結構來看，法人稅占比最少，為13%；所得稅和消費稅各占20%，具有較高的財源籌集能力。公債比例最大，為32%。如果要提高法人稅的話，勢必影響企業對員工的盈利分配，從而會降低所得稅的收入。加之現在日本的公債比例已經非常大了。所以，對政府來說，只能在消費稅方面動腦筋。 

　　“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漲稅大潮來臨，“全身而退”是不可能的。唯有“開源節流”才是上上策。在開源方面，在日華僑華人可以多關注日本政府正在推行的“脫碳”計劃以及“數字化”經濟進程，多參考中國國內在這方面優秀的商業模式，不妨用“拿來主義”搞“因地制宜”。在節流方面，瘋狂囤貨只能解燃眉之急，可以結合2021年度日本出臺的新稅改政策，把已經決定購買的大件物品趕在新消費稅實施之前“先下手為強”。另外，以前商家為應對消費稅上漲而采取的各種促銷手段估計仍然好用，比如：用手機支付或持有會員卡可以享受等同消費稅稅點的各種返點優惠；餐飲方面，堂食是15%的消費稅，外賣活打包帶走則是10%消費稅；瞄準每年2月和7月購物打折季，在商品本體價格上“薅羊毛”。 

　　加征消費稅是為了更好地完善社會保障，同時也要兼顧國家財政重建。稅收本是取之于民，則應用之于民。希望日本政府不要“拿錢不辦事”，一次次辜負納稅人的期望，寒了日本國民以及在日華人華僑的心。